刘氏

和平的时代太久了，人们的神经也就松弛了。

但现在，是该绷紧一点儿的时候了。

西藏-奥运，在两个月之前，谁也没有想到这两个词会联结得如此紧密。其实这个也难怪，我们的政府对此已经缄默得太久了，他们低估了民众的承受力。

但现在还不晚，大家总算开始了解，——了解过去几十年的恩怨，了解文化之间的鸿沟，了解人性中的善与恶。

现在这两个词之间——即奥运火炬在伦敦／巴黎传递的过程——已经超出了独立与非独立的命题，变成一种猫捉老鼠的游戏。游戏是人的本能所在。但不能仅仅看到游戏的娱乐功能，它实际上危机四伏：冲突和矛盾也可能会因此而起。

因此，必须对此有更清醒的认识。人们的神经，要更粗一些，要更大一些。

1956年，达赖喇嘛正式叛逃之前的第三年，在去印度的时候不想回来了。消息到了北京。老毛对同志们说：出现这种坏情况，我也高兴，我们的西藏工委和军队要准备着，把堡垒修起来，把粮食、水多搞一点。我们就是那几个兵，横直各有各的自由，你要打，我就防，你要攻，我就守。我们总是不要先攻，让他们攻，然后来它一个反攻，把那些进攻者狠狠打垮。

毛同志这辈子做错了不少事，但在打仗的问题上，从来都没有含糊。——无论对手是自己人，还是蒋介石、日本人、美国人、苏联人。他自然不会把达赖喇嘛放在眼里，而且，他可能早就想搞他了。

现在的情况，不好说。但至少大家还有一些底气，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

（红字部分，更多内容可以看这个网页。）

我实在不喜欢白岩松这个人，但对董倩存有好感——虽然这个好感不如对朝廷新闻台的另一个主持人李晓萌这么强烈——好感的唯一原因是，我一直执著地认为，我堂弟的大女儿，现在已经七八岁的小姑娘，长大以后，有八成的可能会和董倩的面容差不多，都是较小的面庞，咪咪的小眼儿。这点真是深受我堂弟的遗传——堂弟的外号便是“小眼”。

今晚白和董在一起搞了一个政治意味很浓的谈话，说的是3月14日的西藏事件之后，所谓的西方媒体对某些报道的歪曲。小白同志一副深明大义、运筹帷幄的样子，有理、有据、有节地展开了对这些媒体的反驳和攻击；董则本着一贯的忧心忡忡的表情，虚心向白讨教。

这个节目搞得我也忧心忡忡。西方媒体真是太不要脸了，明明是白的，偏偏要说成黑的。时代都到了2008年了，多好的年头啊，奥运会要开了，北京人民开始讲礼貌了，两会开始谈民生了，就连矿院的双代会都号称要给青年教职工盖公寓楼了，一切大吉大利，喜气洋洋，怎么就偏偏有几粒老鼠屎要坏着香喷喷的疙瘩汤呢？

西方媒体多少都几百年了，真的没有职业操守了吗?怎么就能干出来这种下三滥兼低级趣味的事情呢？

我真的想知道真的真相。就像左小祖咒曾经在一个采访中说的那样——我只说真相，不说真理。

由此我还想到我最近一直很关心的马英九问题。我一直在很注朝廷中文国际台的海峡两岸栏目。原因有两点。一个是其中有个叫柴璐主持人挺漂亮，脸庞很标致，嘴不大，可惜最近的发型搞得跟李瑞英似的，很中央，太朝廷！我真想建议她辞职别干了，做个自己喜欢的头型，穿上漂漂亮亮的属于女人的衣服，干点属于女人应该干的事情，肯定比现在性感一百倍。现在每次看到那精致的小嘴吐出来一大串什么阿扁啊，军火案啊，去蒋化啊之类的名词，我就有头晕目眩之感，脑子里总是浮现出那个经典的对联子：白天好傻好天真，晚上很黄很暴力（有点不厚道……）

另一个原因是，从这个节目里，我所得到的台湾印象，就是一个大戏台，来来往往都是唱戏的，而且大伙儿的表演都很夸张，非常富有喜剧效果，比周星驰的电影还有意思。所以我就每天当喜剧来看，以图一乐。更搞笑的是这个栏目请的那几个嘉宾，来来往往都是那几个人。一个说话时候总是低头看稿子的大胖子，一个是看起来年轻却号称马上要退休了教了26年书的大学老师，一个面容姣好颇有点电影明星气质的干啥不好非要当个什么时事评论员的尹姓女子，反正说的话都是那几句：阿扁脑子有病，老婆贪污犯，民进党分子都是没文化很可怕的主儿……

奶奶的。我不关注这个。真的。我只想知道真相，我不想知道真理。

实际上，“宣传”是这个世界上最自私的行为之一。

人过三十，就应该用自己的脑子来想问题。中午的时候，我上初中二年级的弟弟给我发短信：哥，你看关于拉萨打砸抢烧的事了吗？

——我当然看了，而且用我并不够敏感的神经来猜想，这次西藏事件应该比新闻报道要严重得多。

西藏是一个很容易让人产生感情的地方。我相信每一个去过那地方的人都会有那样的感受，——至少对我是这样子的。那是一种与我们的生活不同的境况和时空。这个世界上应该有这样值得去回味和托付的地方。

多年的教育告诉我们，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赞同这句话。我不希望西藏_独立，不希望新疆_独立，希望收复台湾，希望香港、澳门变得更有钱，每年能给大陆交很多很多钱，而不是大陆为了维持一个名分，每年给它们很多很多钱。我们都是纳税人，那些钱有我们的部分。民族意识的积淀是永远抹不去的，就好像前一阵子Bjork唱歌的时候高喊Tibet一样，这会让人不悦。这种不悦不会因为她超凡脱俗的嗓音而改变。几年前盘古跑到台湾去了，支持小扁，这是异化的人，会被老刘这样的人唾骂，不能做这样的人。

我手上有十余本关于西藏的书，有画册，有小说，有旅行指南，有关于藏传佛教的介绍，有建国前老外的旅行纪实。这些书，有的我看了，有的看了没看完，就扔一边去了。我是很喜欢读这些书的。仿佛有些醇厚东西让你去品尝，这样的感觉，并不多。

从历史上来说，当年的西藏最重要的问题是穷。现在的主流思想是：穷是无法容忍的。我现在还没有能力去分辨这个问题，所以只好顺着这个路子走。目前看来，西藏在这方面的情况有了好转，大伙儿都比以前有钱了。这是我党迄今为止最拿得出手的功绩。

但这个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藏区文化因受冲击而被变异。当然，这并不仅仅是藏区的问题，只是藏区的排异反应更强烈一些而已。长久以来，藏区政教合一，大伙儿信赖喇嘛已经成为习惯。但他们没有挣钱的能力，只有要钱的功能。要钱还是要生活？大伙儿都比较迷茫。但习惯的力量是很难改变的，那是深入基因的东西。这才是西藏为什么会出问题的原因所在。

实际上我也很迷茫。因为很多的问题，根本就找不到答案。但经验告诉我们，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往往有两种解决办法，一种是直接用最简单、最粗暴的方法，荡平了事，另一种是去书房翻书，从历史中，你肯定能找到一样的问题，一样的解决方法。

就象矿院现在的情况一样。长久以来，矿院的教学管理工作一团糟。新上任了一位主管教学的副校长，一次在一起出差，谈到这个问题，副校长恨恨地说，奶奶的，过了这几天，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希望是这样子的，希望这位副校长能成功。毕竟我还在这个学校里讨生活，我想要这个学校变得好一点，再好一点。

今天是奶奶逝世100天的祭日。

在千里之外的故乡，那些亲戚们会聚会到我的家里，低泣抑或举杯，以怀念故人的名义。

对于一个88岁的人来说，从遥远的民国到红彤彤的奥运年，这么多的往事，多像倒逝的风景，从她逐渐失聪的耳朵之旁呼啸而过。只是，她无缘听到，也再也听不到那些猎猎作响的风声。

也许，她再也不想听到那些声音。寂静的村落一年比一年喧闹，忠于自己的人不会再孤独的据守。她只是将身托付烟尘，不在乎从此割断一个家庭的历史。

她幼年丧父。从十岁起，就独自带着幼小的弟弟独撑生活。

她中年丧夫。半个世纪以来，她独自抚养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看着他们开枝散叶。

她老年丧子。二十多年来，她都会在每个夜晚怀想他那个最有出息的儿子如何在病痛折磨中死去。

于是，每一个早晨。每一个上午。每一个下午。

每一个黄昏。每一个夜晚。

这个倔强而固执的女人，在贫穷和饥饿的童年的时光中穿梭，记起家门前的古树，树洞中栖息的蛇群。她会想念在城里居住的岁月，想念在逃荒中惊慌失措的日子。

这个古怪而悲伤的女人，她独守自己的世界，用决绝的态度，不惜与这个村子为敌，不惜与任何人为敌，不惜与她身边的世界为敌。

好了，她已经离开了这个她已经不需要的年代，离开了这个已经不再需要她的年代。

现在，她抛弃，或者被抛弃。离开，或者被离开。

这世界上总有些温暖的事情，比如假期接到易老师的短信。

大学四年，我一直在校报帮工，易是校报的编辑老师。其实我的很多技能——比如写字，拍照，甚至一些与人交往的技能，都与当时在校报的工作与磨练有莫大关系。而易老师在这些方面都扮演着导师的角色。易老师的身上有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更可贵的是，他不是那种指手划脚的人。至少在我看来，他是勤恳的，脚踏实地的。

易老师在短信中说，“看了你的博客，怎么成摄影家了？你的文字呢？”

我连忙解释，这两年因为给学生上摄影课，才开始捣鼓起摄影这玩艺儿；很多东西，还都是上大学时候的底子。

易老师又回过短信，说是一个师弟告诉他我的博客地址的。并说，“你的摄影作品有些意味，捡拾记忆与温暖的片断较多。”

这句评价让我很有些兴奋。

时间快得很，自毕业以来，我便从来未与易老师谋得一面。毕业的时候，他在我的本子上留言：“要有输得起的勇气。青春是资本，坎坷是财富。”这句话，连同另外一个已故的、我十分尊重的师长在我留言册上的题字“冷静思索、言辞谨慎”一起，被我深深地铭刻在心。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杜牧：《赤壁》

不如去喝酒，说多了说胡话。——周云蓬：《一个儿童的共产主义理想》

两句话来自两个不同的人，相差了一千多年，却有着相承的意思。

纵使英雄如周郎，终也斗不过天。天是什么？天其实就是自己。自己战胜不了自己，终也将望东风而兴叹。

怎么办？成者王，败者寇。只好去喝酒，喝多了说胡话——至少在很多年之前，我曾经失败过。什么样的人才会失败？奋斗的人才会失败。

而这便是我们很多人引以为傲的资本。

半个月前，省作协的听课活动取得了成效，至少让我重新拾起了对“文字”的兴致。

这个也同样源自于自身。这几年来，我给自己设置的羁绊太多，而一直无法找到方向。

现在这个问题依然存在，但问题在慢慢的得到解决。

诗歌肯定是不写了，那是一个阶段。小说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命题，等待解答。

对于这个问题，需要遵循这样的原则：对于自我感觉的信任；对某些方法的把握，以及开放的思维方式。

——晚上整理图书，特记之。

长假期间，两个诗人自杀了。其中一个，还丢下了病重的妻子、未满百日的双胞胎。

又是一个和诗歌有关的老套话题，只是每一次谈起都能闻到刺鼻的血腥味。关于诗人自杀的哲学论述很多，刘小枫说过，朱大可说过，老刘也说过——几年前，我曾经给一些学生做过一次不怎么成功的讲座，叫做诗人和神经病以及诗歌为什么读不懂的问题，简单提到。

——从诗写者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悖论。要写得好，就要深入，深入就意味着某种脱离；而脱离就需要付出代价。

前进，后退，只有一个选择。

附：

杨钊，本名杨永强。1986年1月生于甘肃会宁刘寨。幼年跟随村里的师父“连八”习武，后因求学放弃。1999年开始写诗。2006年6月毕业于石河子大学法律系。主要著作有《静物与河流》、《朵颐集》等。

余地，本名余新进，1977年生，湖北宜都人，多年居于昆明。有诗歌、小说等发表于《人民文学》《诗刊》《星星》《山花》《青年文学》等报刊及各类网站，并有作品入选《2003中国最佳诗歌》《2005中国年度诗歌》《2005北大年选（小说卷）》等选本。获得2005年度边疆文学奖等奖项。主要作品有长篇诗性随笔《内心：幽暗的花园》等。